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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畫曉:胡風影響下的洛陽唐代女俑
發布時間:2018-07-06 10:08:04   瀏覽次數:12774   文字大小:【








  本文作者:郭畫曉
 

  所謂“胡風”,是指胡族、胡人的風俗習慣及風尚、風格。“胡人”是我國古代中原漢民族對北方和西方異族的通稱。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現的“胡”是在《周禮·冬宮·考工記》中。據《周禮·冬宮·考工記》記載:“粵無镈、燕無函、秦無廬、胡無弓車。”東漢人鄭玄注釋:“此四國者不置是弓也。……胡,今匈奴。”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“秦有隴西、北地、上郡,筑長城以拒胡。而趙武靈王則變俗胡服,習騎射,北破林胡。”由此可知“胡”在戰國時期特指的是匈奴。“漢之匈奴,即先秦時的胡,原本是匈奴的專名”(1)。到了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,胡人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變化,開始“包括了匈奴系統和西域白種人兩個層次”(2),這是因為隨著漢代絲綢之路的開拓,西域地區居民進入了漢人的視線,漢人把這些西域地區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稱之為“胡”。東晉時期的“五胡十六國”之“五胡”,應指的是匈奴、氐、羌、鮮卑、羯,逐有“五胡亂華”的說法,顯而易見,“胡人”的范圍已由北方逐漸擴大到西部地區。進入唐代,“胡人”有了狹義與廣義之分。從狹義上來講,“胡人”特指粟特人。粟特人在我國古代史籍中稱為昭武九姓、九姓胡、雜種胡等。《新唐書·西域下》指出:粟特人“始居祁連北昭武城,為突厥所破,稍南依蔥嶺,即有其地。枝庶分王,曰安、曰曹、曰石、曰米、曰火尋、曰戊地,世謂九姓,皆氏昭武。”他們碧眼、高鼻、膚白,其外貌特征明顯與中原人不同;而從廣義上來說,“胡人”是指西北地區的所有外蕃人,除北狄、奚、契丹、突厥等還包括西邊諸國的龜茲、疏勒、康國、安國、高昌以及稍遠的大食、波斯、天竺等。

  唐代,胡風盛行,這與胡漢相融合的李唐政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。李唐皇室繼承了胡族血統,堅持“自古皆貴中華,賤夷、狄,朕獨愛之如一,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”(3)的“華夷一家”的民族觀念和開放的民族政策,使唐代民族融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。因此,唐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自魏晉以來就遷徙至此的西域人及其后裔,僅北方境外部族內遷的移民至少在二百萬以上。其中,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住為最多。在敦煌、肅州、甘州、涼州、原州、長安、藍田、洛陽等地都有他們的聚落,從西北輾轉到太原、范陽等東北之地也很多。另外,李唐政府對外國人移居中國也做出了專門的優惠政策,規定歸化中國的外來者,一方面具狀送官府奏聞,一方面所在州鎮給衣食并于寬鄉附貫安置。同時,還免去了他們的十年稅賦(4),這就更加吸引了外國移民,胡人蜂擁而至,移民社區紛紛成立,如登州的“新羅坊”、青州的“新羅館”、敦煌、涼州的“昭武九姓”等。胡人遠來,被朝廷視為外國來朝,為其提供了較為公平的生活環境,從而使西域胡人與漢人和諧共處。

  胡人的到來,給唐代城市帶去了一股強勁的“胡化”風潮。向達在《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》中對長安“胡化”現象是這樣描述的:“開元、天寶之際,天下升平,而玄宗以聲色犬馬為羈糜諸王之策,重以蕃將大盛,異族入居長安者多,于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……”(5)。人們吃的是胡餅、搭納一類的胡食,穿的是翻領、對襟、窄袖的胡服;戴的是虛頂、卷檐、搭耳、渾脫等各式胡帽;喝的是高昌釀法的葡萄酒與波斯釀法的三勒漿;演奏的是天竺、龜茲、疏勒、高昌等樂;跳的是快節奏的胡旋、胡騰舞;玩的是潑寒胡戲,以及馬球等外來娛樂游戲。唐代洛陽詩人元稹在其《法曲》詩中所寫的就是對這一“胡化”生活的高度概括。“自從胡騎起煙塵,毛毳腥膻滿咸洛。女為胡婦學胡妝,伎進胡音務胡樂。火鳳聲沉多咽絕,春鶯囀罷長蕭索。胡音胡騎與胡妝,五十年來競紛泊。”(6)胡服、胡妝、胡音、胡騎充斥于兩京貴族婦女的社會生活之中。李澤厚先生說:在唐代,“中外貿易發達,‘絲綢之路’引進來的不只是‘胡商’云集,而且也帶來了異國的禮俗、服裝、音樂、美術以及各種宗教。‘胡酒’、‘胡姬’、‘胡帽’、‘胡樂’是盛極一時的長安風尚。”(7)由此可見,以“胡風”為美的社會審美風尚,是初盛唐社會生活的最鮮明的時代特征。胡風吹遍至大唐的每一個角落,滲透于唐代社會的各個方面,它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,而且還改變著人們的精神面貌。

  洛陽作為大唐帝國的東都,在武則天時期曾一度超越長安成為帝國的都城——神都。這里居住著大量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外來移民,如平定突厥后歸附唐朝的突厥貴族,有來自朝鮮半島的百濟與高句麗的降附貴族,還有中亞粟特地區的許多貴族和具有一定數量的景教、襖教、摩尼教等外國僧侶、外國留學生。不僅如此,洛陽還是著名的商業都會,城內有豐都、大同、通遠三市,吸引大量胡商紛至沓來從事貿易活動。由于胡商眾多因而城內有不少“波斯胡寺”、“胡祆祠”、“祆神廟”等。也許正是這種胡族習俗、異國文明、宗教文化與大唐本土傳統文化相互交融的影響,才使得長期受禮教熏陶的漢族農業文化猶如注入了一種強心劑,不但讓唐人在氣質上“大有胡氣”,而且在立法上也頗富“胡風”,體現出一種無所畏懼、無所顧忌的兼容并蓄的大氣派。于是,生活在這禮法薄弱“胡人”社會的女性,自然獲得了比任何封建時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,也享受著更多的自由和不拘。她們不僅擁有參政、治國的自由,而且還能夠騎馬、游春、踢球,甚至可以與男性同席飲酒、互贈詩詞等,彰顯出唐代女性主義得到了空前的解放。可以說,婦女思想開放在唐代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。因此,在此歷史背景下,唐代的審美觀因“胡風”侵染而由魏晉時期的崇尚纖瘦變為崇尚健碩豐腴,一反漢文化中以陰柔為婦女典則的傳統,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潑、無拘無束的性格。從洛陽出土的眾多帶有胡風氣息的唐代女俑中,我們可以窺其一斑。

  1.綠釉帷帽騎馬女俑(圖一)

  高32厘米,2009年洛陽道北唐墓出土。通體施黃綠釉。女俑面龐豐滿,柳眉細目,頭戴帷帽。上身穿窄袖襦,外罩半臂,下著曳地長裙,足登尖頭靴,端坐于馬上。

  帷帽是一種統稱,凡是以紗或布帛類的柔軟材質,綴于笠檐或寬邊帽檐的周圍,其長度只將臉部遮住,不超過肩部,用來遮蔽風沙等的帽子都可成為帷帽。其實,帷帽的本體是席帽,據王叡《炙轂子錄》記載:“席帽本羌服,以羊毛為之,秦漢革毛以故席。女人服之,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,謂之韋(帷)帽。”而垂綴在帽檐或笠檐的柔軟材質,則稱為“帽裙”,因此帷帽又稱為“長裙帽”。

  關于帷帽的源始,據《晉書》卷九七《四夷傳·吐谷渾》:“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羃離。”《魏書》卷一百一《吐谷渾傳》:“其俗:丈夫衣服略同于華夏,多以羅冪為冠,亦以繒為帽。”那么,帷帽產生的原因應與羃離相同,皆是因遮護顏面以防風沙侵襲而衍生出來的首服,只是羃離的網帷很長,可以遮蔽全身,而帷帽的帽裙已縮短至頸部,相對于羃離而言簡潔輕便。因此,帷帽是由吐谷渾傳入中原,傳入的時間約在北朝末年、隋代初期。

  帷帽由西域傳入中原,漸被中原人所接受,尤其是對于那些需要走出深閨,露身于閭巷衢路的中原婦女來說,更是求之不得的。《舊唐書》載:“武德、貞觀之時,宮人騎馬者,依齊、隋舊制,多著羃離,雖發自戎夷,而全身障蔽,不欲途路窺之。王公之家,亦同此制。永徽之后,皆用帷帽,拖裙到頸,漸為淺露,尋下敕禁斷,初雖暫息,旋又仍舊。咸亨二年又下敕曰:‘百官家口,咸預士流,至于衢路之間,豈可全無障蔽。比來多著帷帽,逐棄羃離。’”從此,遮蔽唐代女性容貌的人為籬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除,女子帶帷帽“遞相仿效,浸成風俗”,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。“則天之后,帷帽大興,羃離漸息。中宗即位,宮禁松弛,公私婦人,無復羃離之制”。(8)帷帽的興盛無疑是受胡人禮法觀念淡薄的影響,特別是則天時代,女人當皇帝,更是對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禮教的極大沖擊。到了開元時期,帷帽又被“靚妝露面,無復遮蔽”的胡帽所取代,唐代婦女服飾審美觀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放程度。

  (圖一)中這件女俑頭上的裝束正是唐代女子集羃離和帷帽于一身的形象(缺笠帽帽檐四周的網狀織物),這種來自胡人婦女的裝扮,頗受唐代婦女的喜愛,佩戴起來使人顯得端莊賢淑,楚楚動人。唐代女子摒棄了障蔽全身的羃離,而改用“拖裙到頸,漸為淺露”的帷帽,是婦女服飾史上的進步,也是審美文化史上的進步,而這一進步顯然應該歸功于這個不拘禮法而崇尚風流的時代。

  2、三彩胡服女俑(圖二)

  高35厘米,1987年洛陽市鐵道部十五局唐墓出土。女俑頭戴渾脫錦繡帽,身穿紅色大翻領小袖上衣、綠色小口褲及紅色軟錦靴。通身施三彩,釉色鮮亮,形神兼備,不但具有唐代女性的那種陰柔之美,而且還增添了幾分陽剛之氣,更顯英俊瀟灑,是唐代婦女崇尚胡服的真實再現。

  眾所周知,“胡服”不是專指一個民族的服裝,而是對包括波斯、突厥、回紇等游牧民族服裝的總稱。早在戰國時期漢人已把胡服引入到兵服中,趙武靈王的“胡服騎射”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。后經兩漢至北朝,胡服已被編入宮廷朝服與常服。“隋代……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,用靴以代履。折上巾,戎冠也;靴,胡履也。”(9)進入唐代,李唐王室更是胡化頗深,喜歡做胡族裝扮,甚至明文規定除非祭祀節日,天子與文武百官一概都以胡服作為常服。至此,胡服風靡天下,達到極致。貞觀時,長安“胡著漢帽,漢著胡帽”(10)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。

  相對于款式、花色比較傳統的男裝而言,女裝則更能撲捉到時代的流行節拍,特別是相對于在政治等級和社會禮儀方面有著嚴格要求的傳統女裝,胡服則顯得較為寬松。同時,貴族婦女由對柘枝舞、胡旋舞的喜愛發展至對充滿異域風情的胡服的青睞,則更進一步加速了胡服的流行。《舊唐書·輿服志》云:“開元末,太常樂尚胡曲,貴人饌御,盡供胡食,士女皆衣胡服”。女裝在“胡風”這一時代潮流影響下,或直接將胡服原樣拿來為我所用,或將胡漢服飾文化相融合,從而創造出獨樹一幟、具有時代氣象的女裝款式。

  唐代女子著胡服的“標準式樣”是頭戴胡帽,身穿圓領或翻領衣長及膝的小袖袍衫,下穿條紋小口褲,腳蹬軟皮靴或錦靴,腰束蹀躞帶,帶下垂掛隨身物品。其中的“胡帽”主要是指渾脫帽,多用厚錦緞制成,帽子尖頂,呈圓錐狀,頂虛。傳說渾脫帽的流行與初唐之長孫無忌有關。唐張籬《朝野僉載》云:“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,天下慕之,其帽為‘趙公渾脫’。”(11)“趙公渾脫”應該是用黑色羊毛織成的、像囊袋一樣的帽子。長孫無忌戴渾脫帽而讓“天下慕之”,緣于這種帽子樣式的與眾不同。渾脫帽帽飾式樣眾多,有的帽子周身織有花紋,有的鑲嵌有各種珠寶,有的還帶有上翻的帽耳,上飾鳥羽,有的帽頂綴有鈴鐺等。然而,胡服的流行式樣隨時代的不同而略有所差別,如武德、貞觀年間流行波斯樣式的婦女大衫;高宗永徽后流行仿吐火羅的長裙帽;天寶初年,以穿著龜茲的半臂、窄袖和波斯的披巾最為時髦;而安史之亂后,隨著回鶻人的增多,“回鶻衣裝回鶻馬”(12)成為風尚。如圖(圖二)這件三彩胡帽女俑,從頭到腳都展現出受胡風的影響:卷檐胡帽搭配窄袖衫、小口褲、軟靴。這種從上至下全身的胡服裝扮,在武則天時代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的風向標,尤其是“無復遮蔽”胡帽的盛極一時,讓唐代女性“靚妝露面”,打破了“出門不得露面”的封建傳統禮教對婦女的束縛,使得女性的自然天性和社會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,體現出大唐婦女在其性別意識上的開放性與積極性。

  3.彩繪騎馬男裝女俑(圖三)

  高36厘米,1998年洛陽市偃師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。俑頭戴黑色幞頭,黑眉朱唇,身著粉色翻領窄袖緊身衣,翻領上飾花紋,腰系黑帶,足穿黑靴,雙手做牽韁狀端坐于馬上。

  在封建社會,“男女不通衣服”是古訓,女著男裝被認為是不守婦道。然而,在唐代這個禮法頗具“胡風”的時代,社會風俗得以極大的改變。婦女們已不再滿足于隔紗觀望的帷帽,而是要去掉紗羅,丟棄帽裙,靚妝露面,甚至穿胡服、戴胡帽,女著男裝,表現出史無前例的開放與張揚。“女著男裝”首先盛行于宮中。據《新唐書·五行志》記載:“高宗嘗內宴,太平公主紫衫、玉帶、皂羅折上巾,具紛礪七事,歌舞于帝前。”隨后這種風氣波及到民間,人們競相效仿,蔚然成風,成為普通婦女的服飾。

  唐代的女著男裝大致可分為三種:第一種:宮廷女官與仕女著男裝。女官多為戴長腳幞頭,穿圓領窄修缺胯袍服,腳著烏皮靴。革帶插有記事版牘(笏)之類的記事文具,以證其職紛。其衣冠、束帶及靴都極為講究,猶如一彬彬男子,風度翩翩。第二種:宮女侍從著男裝。宮女著男裝的形象較為多見,主要有兩種形式。一是戴幞頭,穿圓領和折領窄修缺胯袍衫,腰系蹀躞帶,帶下掛承露盤(囊);一是梳雙丫髻或裹軟巾,腰束蹀躞帶,帶下也垂掛承露盤。承露盤富有祈求天佑賜福之象征意義,作為一種吉祥物,尊卑一致。第三種:貴婦侍女的男裝。侍女頭梳雙丫髻,著圓領缺胯團花袍服,束帶小口褲,足著烏靴。團花是袍服衫上的獨有紋飾,極富異域特色,人們可以依據團花形狀、花色的不同,來辨別其社會地位的高低以及其身價的尊卑。(13)其中,幞頭是唐代男裝中受胡風影響的典型代表。幞頭形成于鮮卑族所建的北周時期,北周武帝改進了本民族的帽子,將整幅的布帛裁出腳用來包裹發髻。經過隋代的發展、定型,到了唐五代時期越發興盛,成為男子常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(14)盛唐時,幞頭頂部多為圓形,中唐則呈現為直尖形,幞頭角也由初始的軟且下垂逐漸演變成以絲弦、金屬絲等為骨架的翹腳、直角等硬腳。同時,其花樣繁多,有“武家樣”、“武家諸王樣”、“英王樣”等。另外,此時的缺胯衫在舊式鮮卑外衣的基礎上,參照西域胡服改革而成,明顯吸收了胡服的特點,袖子窄小且較為貼身,并且為了行動方便,衫子的兩側被分叉到膝蓋處,故稱“缺胯衫”。

  女著男裝在唐代非常普遍。《舊唐書·輿服志》:開元初,“俄又露髻馳騁,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,而尊卑內外,斯一貫矣。”有學者依據北魏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五于闐國“其俗婦人袴衫束帶,乘馬馳走,與丈夫無異”的記載,認為唐代女著男裝是模仿西域于闐婦女的行為表現(15)。于闐國男女同服,鮮卑與于闐相同,亦是男女同服,而李唐皇室與鮮卑胡族淵源極深,因而唐代婦女女著男裝的行為,明顯表露出受鮮卑胡人崇尚母權、尊重母權的母系地位的影響,是鮮卑族“女高于男”、“男女同服”的母系社會心態的延伸反射,其目的在于彰顯唐代婦女的社會地位。

  4.彩繪打馬球女俑(圖四)

  高35厘米,洛陽出土。女俑身穿翻領外衣,腳蹬長靴,騎跨駿馬,左手挽韁,右手握拳,從其姿勢來看應是手執球杖側身俯擊。雖然她手中的球杖已丟失,但人們依然能夠從中感受到馬球運動的激烈氛圍。唐代詩人王建《宮詞》的“對御難爭第一籌,殿前不打背身球。內人唱好龜茲急,天子鞘回過玉樓。”正是對宮廷女子打背身球的最好詮釋。

  馬球起源于波斯,是一種馬上擊球的游戲。(16)太宗時傳入黃河流域的長安,是長安胡人的日常娛樂活動。封演在其《封氏聞見記》卷六對其有所描述:“太宗常御安福門,謂侍臣曰:‘聞西蕃人好為打球,比亦令習,會一度觀之。昨升仙樓有群蕃街里打球,欲令朕見。此蕃疑朕愛此,騁為之。’”到了中宗時馬球運動已是“上好擊球,由是風俗相尚。”(17)在唐太宗的影響下,許多皇親國戚、達官顯貴、軍隊將士也都紛紛加入到打馬球的運動中。玄宗以后,宮廷球風日益熾盛。僖宗更是技高一籌,自詡“若應擊球進士舉,必為狀元。”(18)可見其技藝之精湛。

  唐代宮城及禁苑里多半筑有打球的場地,譬如長安宮城北的梨園球場、大明宮的內東內苑、洛陽城的文思球場等。除宮廷球場外,許多達官貴人也都在自家建有專門的球場,如德宗時的司徒兼中書令李晟在長安永崇坊家中的自建球場;文宗時翰林學士承旨王源中在太平坊家中的自建球場等。與此同時,一些富豪子弟也紛紛加入其中。唐人李廓所作的《長安少年行》中“長攏出獵馬,數換打球衣”(19)一句,正是唐代青少年從事馬球運動的真實寫照。可以說,唐代打球風氣之盛,在我國歷史上實屬罕見。當然,這一流風所及也影響到了唐代婦女的日常生活,她們與男子一樣也成為馬球運動的狂熱追捧者。她們策馬揮桿,馳騁角逐于馬球場上,其英姿勃發、神采飛揚的生動形象,散發著豪邁奔放的時代氣息,成為當時社會生活的一道亮麗風景,因而常常被多情的詩人用浪漫的詩歌形式記錄下來。如唐代詩人沈佺期在《幸梨園亭觀打球應制》寫道:“今春芳苑游,接武上瓊樓。宛轉縈香騎,飄飖拂畫球。附身迎未落,回轡逐傍流。只為看花鳥,時時誤失籌。”詩中的畫卷躍然紙上:宮女在飛奔的馬背上揮杖擊球,運馬回旋,技藝嫻熟,但卻不免被身邊的花鳥所吸引而分神失球。

  相比于男子馬球,女子馬球則顯得較為柔弱纖美,其中宮廷中那些宮女們的馬球比賽,主要是表演給皇帝權貴看的,為王公貴族助興,具有十分濃厚的觀賞性和審美性。《全唐詩》中就有許多關于唐代女子打馬球的描述。譬如,王健的《送裴相公上太原》:“千群白刃兵迎節,十對紅妝妓打球”(20),張籍《寒食內宴二首》載:“廊下御廚分冷食,殿前香騎逐飛球”(21)。唐代女子翩然于馬上揮桿擊球的颯爽英姿盡入眼底。然而,由于馬球運動的激烈性,很容易造成人身傷害,因此,唐人創造了一項適合女性的類似于馬球的“驢鞠”運動,頗受婦女喜愛。

  縱觀洛陽出土的唐代女俑,我們可以看到,它們不僅數量眾多,而且造型多樣,制作精麗,極富特色。僅其藝術風格而言,它熔鑄南北,不但繼承了北方原有雕塑藝術渾厚雄健的藝術風格,而且還融入了南方雕塑藝術中清新柔潤的特點,使其既有別于兩漢時期的古拙質樸,又異于魏晉時期的清新飄逸,更不同于宋元時期的精致工麗,達到了寫意的審美特征與融會貫通的表現手法相結合的完美與成熟。特別是那些受“胡風”影響的女性形象,更是驚艷絕倫,美不勝收。匠人們用極富現實主義的手法把唐代的豐功偉績和唐人自信自足、舒展自由的情趣,充分地表現了出來,弘揚著唐朝太平盛世富饒、開放的時代氣息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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